正值暑假

针对家长们关心的青少年学习与成长话题

本月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

围绕“养教·育才”主题开设讲座

邀请深圳及外地的名校长

教育专家以及知名学者

就学习、教育等多个话题与深圳观众交流

上周末，深圳国际预科学院院长傅腾霄教授作客备受市民喜爱的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率先开讲！

 

1. 当今社会，出国留学已不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已逐渐成为一种求学新趋势，那么在哪个年龄段出国求学是最好的呢？

2. 越来越多高品质国际学校在国内开办，我们还有必要出国求学吗？

3. 留学期间如何克服文化差异？如何更好地融入当地国家？

4. 学生们要根据什么条件来选择合适自身的外国学校呢？

5. 美国、欧洲国家以及东南亚国家留学，哪里更好？

6. 东南亚留学以其独步于世界的优势早在10年前就吸引了大批中国学生前往，东南亚国家每年吸引着6-8万中国学生来接受教育，原因在哪呢？

7. 工作后有必要出国留学吗？

如今，留学是许多深圳娃的选择。但是留学对孩子的成长究竟意味着什么？又是否适合每一个人？你或许可以从傅腾霄院长《如何看出国留学的潮流？》讲座中，找到答案。

傅腾霄：我们为什么要出国留学

读特记者 韩文嘉 实习生 苏畅

 

7月7日，深圳国际预科学院院长傅腾霄作客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主讲《如何看出国留学的潮流》。在讲座中，他以美国等地留学为例，对许多学生和家长关心的出国留学话题与观众分享他的经验与观点。

 

国外高校更重视通识教育与基础研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话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学生为什么要出国？傅腾霄说，国内的应试教育模式致使学生缺乏一定的创新能力，在课堂互动方面及入学形式上更是与国外有着诸多的不同，所以对于学生来讲，感受国外的教育方式、弥补国内教育上的缺失，才是出国留学的意义所在。

以美国为例，美国大学有很好的通识教育。哈佛大学在通识教育上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教学体系，给学生更多的自主选择空间，哈佛学生可以选87门课程，这87门课有美国诗歌、中国故事、《神曲》中的宇宙、古希腊神话英雄、“什么是革命”、能源与环境、全球化与经济发展、世界战争与全球变革等等，同时还与有关的学院合作，共同来研究课程，让每个学生都能积极投入进来，做学习的主导者。例如很多前沿问题，无论是科技的、政治的、经济的，都会在大学里面作为一个热门问题来研究。

而内地部分大学像北大、清华也已经开始关注通识教育，对通识教育进行改革，像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也推出了通识教育国际化政策，让学生有更开阔的视野和完善的知识结构。

在对待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知识学习的问题上，傅腾霄认为国内很多大学还停留在解决问题本身，对于今天看似无用，但未来可能有用的东西并不能做到及时的发现与研究。在这一点上，美国高校的做法值得借鉴。普林斯顿大学专门成立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请科学家来研究当前的“无用之术”。研究院一直以来坚持“没有任务，只有机会”的宗旨，让所有拥有科研想法的科学家们更好地投身于此，专心研究。

傅腾霄说，科学是人类最伟大的“无用之用”，一切都是从好奇开始的。我国十分重视科技的发展，但当前真正需要的是转变思维方式，重视基础研究，大跨步迈向现代化、工业化。

 

教育重在唤醒

傅腾霄介绍了自己在深圳国际预科学院办学过程中的观念与想法。他说，自己用十五年的尝试，探索从应式教育到素质教育和精英教育的过程。目前已取得不错的办学成效，不少学生已被芝加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国外名校录取。

他介绍，该校的校训是：“融汇中西，坐言起行”。重在“行”字，落实是最重要的；“融汇中西”，西方的要有，中华文化的根也不能丢，为此学校编了中华国学精粹读本，7本200万字，通过它来教育学生再有成就也不能忘本的道理。

其次，唤醒很重要。在过去学生的学习主要通过灌输，但其实唤醒比灌输更重要。唤醒最早是被苏格拉底提出的，美国人非常看重。对于每个学生来说，他们本身都是优秀的，教育者要在心里形成这个观念，去为每一个学生打开他的天窗。

“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傅腾霄表示，无论你是经过了大风大浪，还是已经取得了光辉照人的成绩，都愿你能不忘初心，归来仍是少年。这不仅是留学的最高境界，更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讲座精要摘录

 

教育问题，不仅是当下，是我国，而且是一个“世界级”的热门话题。但是，当前我国各界对此，却特别予以关注。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又是一个教育大国，这个有关教育的历史要谈起来就太久远了。当年恩格斯就说过：“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与动物界分开。”所以，火不仅仅是原始人最基本的文化价值之一，也是原始人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再加上人类的站立，和女性身体的特殊构造（站立使女性的骨盆的发育受到了限制，无法容纳理应21个月才诞生的婴儿），因而对人的后天教育就特别的重要。我今天主要是从当下中国教育的热门话题谈到“留学热”。因为这个问题也太大，谈起来难免挂一漏万，并且是一己之见，一定有很多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

大家都知道，今年是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也是恢复高考的四十年。当时，四十年前我正在安徽大学中文系当老师。我至今很难忘记刚刚通过全国统考而招来的“77级”学生那种对知识的渴求和他们因为有着一定的人生历练，而表现出来的对老师的特别尊重，使我尚未想到，教师这个行业，竟是如此地美妙、感人，所以这可能也是让我至今仍有一种强烈的“教育情怀”的原因之一吧。

我想谈以下三个问题。

一．中国留学史的简要回顾

 

1.“留学生的来由”

 

我先说一下“留学生”这个词。中华文明，汉唐鼎盛。那个时候的日本遣唐使一批又一批地到中国来学习。他们急于向一衣带水的和平而强大的中国学到能使国家强盛的“秘方”。他们是外交官，既办外交，也学技术，学文化。他们觉得要想在中国长久地呆下去，钻研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得派一些学生来学习。这类学生有点像今天的“进修生”。叫个什么名呢？起初叫“还学生”，后来称“留学生”（意思可以较长时期留下来之意）。当时的中国，虽然自信位居天下之中，但也有不怕万水千山的漂洋过海之举。

 

早在公元前210年就有一个叫徐福的人，带童男童女3000人，还有百工技艺之人，携带五谷百物，从山东琅玡东入大海“求仙”。这批人，虽未找到仙人仙药，却发现了日本，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平原广泽”。他们在那里播扬了中国文化。直到今天，徐福在日本仍被誉为农耕神、蚕桑神和医药神。甚至日本的皇室曾称徐福为“日本人的国父”。

 

虽然这是一次伟大的文化交流和传播，但却不是留学。如果说是“留学”，据梁启超的考证，中国古代留学印度之人，竟有187人之多。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唐僧（即玄奘和尚）。他为了到佛教的发源地去取真经，努力学习梵语。他决心极大，遍游天竺，学问精进，在国外留学17年（这个时间与近代的陈寅格大师留学时间相近），回国后受到唐太宗的亲自接见。他一生翻译的佛经，是佛经的全部成果的1/4，自己也成为中国佛教四大翻译家之一。也就是从玄奘开始把“天竺”译为“印度”。《西游记》就是根据玄奘的印度之行而演绎出来的。可以说，他的这次远足求佛只是我国留学教育的一个遥远的先声。这之后，中外的文化交流便逐渐展开了。到了明代，还出现了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的壮举。不过严格来说，真正意义上的留学教育还是从清朝末年开始的。

 

2. 容闳及其他赴美留学幼童

 

容闳（1828--1912）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公元2000年5月5日，他的肖像进了耶鲁大学的名人堂。（耶鲁大学，300多年历史，出5位总统，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等，16位诺奖获得者，80位普利策奖等，同时也造就了美国最多的CEO。）容闳出生于广东中山市，7岁就随父去澳门，后跟随在澳门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布朗（耶鲁大学博士毕业）赴美留学。时在1846年冬，与容闳一同赴美的黄宽同学因为得到一位英国商人的资助，后改赴英国学医，后成为我国留欧学医第一人，行医名声很大。容闳留在美国（得到一个妇女团体的资助），得以进入耶鲁大学，并成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一流大学的中国人。他自己后曾写回忆录《西子东游记》，记载了他的留学生活。（很多人参加那届耶鲁大学的毕业典礼，就是为了看一下中国人。其时，他已把辫子和长袍都舍弃了）。

 

应当说，后来清政府派遣留美幼童（一共四批，120名），虽然主要得到曾国藩、李鸿章以及江苏巡抚丁日昌的支持，但容闳的奔走也很重要。（这批幼童最大16岁，最小10岁，主要来自广东。）

 

这批幼童在美国的中学毕业后，基本上分别进入各类工科专业学习，如詹天佑入耶鲁土木工程系学习铁路工程、欧阳庚入耶鲁大学机械工程专业，吴仰曾入哥伦比亚大学矿治学院学习等。

 

虽然后来因为清朝守旧派的反对等多种复杂原因，全部被遣返回国，但这次分四批赴美留学生回国以后，都走出了自己的路。在辛亥革命前后，他们逐步成为政、军、商界的知名人物，或成为工厂、铁路、矿山、建筑等部门的技术骨干。据统计，他们在政界和外交界服务的有16人（如唐绍仪曾出任临时大总统时的第一届总统；而梁诚曾出任驻美公使，协助完成对美国追还庚子赔款事宜）；服务于教育界的有5人（如唐国安曾参与创办清华学堂，并出任第一任校长，为清末明初大批青年赴美留学做出了贡献）；分配到海军中工作的留学生，他们技术精湛，作战勇敢，在中法福州海战及中日黄海大战中有8人壮烈牺牲（如广咏钟、薛有福等）；而在技术与开矿工作中最多有62人（包括工厂、矿山、铁路、电报等），其中以詹天佑最为有名（我国曾发行过纪念詹天佑的邮票）。詹天佑曾带领人完成的全长约200公里的京张铁路（从北京到张家口），其中四座隧道即达1700多米，架桥125座，建涵洞200多个，其工程的艰难险阻，连外国人都望洋兴叹，詹天佑他们却提前两年完成。有人把这个工程和万里长城并提，使詹天佑誉满天下，成为中国铁路史的光辉篇章。（詹天佑也是毕业于耶鲁大学，也是首批留美学生中两位读完本科的学生之一。詹天佑这个人非常实事求是，外间传言甚久的“天佑口钩”，即连接火车车厢的“自动挽钩”不是他发明的）。

 

总之，第一批留美学生，以他们的学识对祖国无比热爱的诚挚情怀，给当时贫弱交困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很大的鼓舞和希望。

 

3. 一百多年来中国留学史话之一瞥

 

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留学史话，是异常丰富的，而且几乎是每一个时期，都有着著名的留学事件和留学人物。我们在这里只想就因庚子赔款引起的留美高潮、留法勤工俭学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留学史话，作一点简单的勾勒和说明。

 

首先说一下因庚子赔款而引起的留美高潮。

 

先略谈庚子赔款。1900年因义和团运动的兴起，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以保护使馆安全为借口，组织八国联军侵入北京。1901年，根据慈禧太后的旨意，奕劻、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英、美、俄、日、德等十四国代表，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这是多么空前丧权辱国的条约，共十二款，其中规定清政府向十四国赔款4.5亿两白银（等于是每一个中国人赔一两），分39年还清。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庚子赔款。七年后，即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出于其在华长远利益的考虑，通过了把一部分赔款退还给中国的议案。后美国总统下令，退还的钱约为1365.6万美元。这些退还赔款的使用，中美双方拟定了一项协议内容，主要是派遣中国学生赴美国各大专学校深造，以及创设清华学堂（这就是清华大学的前身）等。这个清华学堂后来的第一任校长就是当年的留美幼童之一的唐国安（前面已提到），而清华学堂的出国预备期为8年，对于赴美留学帮助很大。除了由清华学堂直接派遣赴美留学生外，还有一些留美自费生也接受清华的一部分津贴，从1912年到1929年（其时已改为清华大学），派往美国的留学生已达1279人。可见，以清华为中坚力量，便形成了清末明初赴美留学的高潮。（我在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一次在开封开会，参观开封师范学院即今河南大学时，发现那个学校以前也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而这只庞大的留美大军，后来成为中国现代科学的中坚。这些著名的学者如茅以升、侯德榜、裘昌运、廖世承、胡适、赵元任、傅斯年等都非常有名。像茅以升不但主持修造了武汉长江大桥等超大型的工程项目，还写出200多篇科普文章。毛主席曾在一次国庆节的天安门城楼上，当面夸赞他的《桥话》等文章，说他不但是一个科学家，还是一个文学家。据1955年公布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今院士）中，有29人为清华留美生，如周培源、梁思成、汤用彤、扬石先等人。

 

其次，说一下留法勤工俭学的情况。

1912年2月，由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发起了“留法俭学会”（即“勤工俭学”之意）。1917年，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人又从法国返回北京，成立北京华法教育会，并在全国各地成立很多分会。1919年12月，向警予、蔡畅等人还发起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上海的留法勤工俭学会还专门设立了招待所和俱乐部，负责接待各省候船的留法勤工俭学生，极大地推动了留法的勤工俭学运动。需要说明的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出现，与当时爆发的政治运动和青年学生对新思潮的追求也有密切关系。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十月革命爆发了，中国国内则兴起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这是留法勤工俭学活动走向高潮的一个重要原因。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发起组织“湖南新民学会”，后来毛泽东还带25名准备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到北京，并四处奔走，为他们解决旅费。在留法勤工俭学的全盛时期，湖南青年赴法人数达300多人，占留法总人数的1/5，其中蔡和森、李维汉、向警予、徐特立、蔡畅、李富春、何长工、萧三等人成为中共领导人物。1920年末，风华正茂的周恩来也到法国。先后到法国的还有陈毅、邓小平、聂荣臻（四川）、贵州的王若飞、安徽的陈延年（陈独秀之子）。据报道，1920年，留法勤工俭学者人数达1600人。其中，留法生中最小的王树棠，仅十岁，何长工等人也只有十几岁，蔡畅、向警予等人二十多岁。可见，留法勤工俭学成为我国留学史上一场空前的盛举，被称之为“远征探险队”。而且，最重要的，是为未来的中国革命作了极为重要的人才培养。陈毅在长征中，与一位法国传教士的法语对话，留下了长征中的一段佳话。

最后，我再简单提一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留学情况，特别是留学美国的情况。

在十年动乱结束以后，我国的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各项工作百废待举。重新复出的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不仅亲自主持召开全国科技大会，让我国的科技事业迎来了真正的春天，而且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在他的亲自推动下，1977年恢复高考，当时我正在安徽大学中文系担任助教（因文革等原因，中国的大学约有十几年的时间未评职称，1978年以后才陆续恢复），亲眼目睹了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对学习的渴望，他们的勤奋、努力、如饥似渴地阅读那些刚刚开禁的中外经典名作，也极大地鼓舞了我本人的教学、科研的奋斗精神。受到同学们的鼓舞，也因为自己也荒废了十几年，“教育者要先受教育”，我本人几乎是通宵达旦地学习和写作。在看书之余，一天写几千字的文章（或著作），几乎成为“寻常事”。我在1979年率先出版一本《小说创作漫谈》，曾寄了一本给茅盾先生，并不抱希望地在写给茅盾的信中，请他给我题写一个书名。不久，我就收到了他的秘书陈小曼的复信，并附有茅盾亲自题写的“小说创作漫谈”几个大字，使我深受感动。

国内恢复了高考，国外的留学工作是否也能像文革前那样的正常进行呢？我在这里，介绍一点情况。

1978年7月，美国时间，深夜三点。

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的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博士，正在北京受到邓小平副总理的接见。在谈到中美之间的文化、教育交流时，小平同志问普雷斯博士，中国可否派5000名留学生去美国？这在当时中美尚未建交时（第二年建交）算是一个大问题，他不好立即回答，需要请示总统。但这个时间，好像已经太晚了。但他想了一下，还是拨通了美国总统的电话，起先似乎让卡特总统有所惊吓，以为出了什么大问题。当听清楚普雷斯博士询问的问题以后，卡特很明确地告诉博士：中国可以派10万人赴美留学。

而在此之前的1978年6月份，邓小平同志在针对派遣到国外的留学生问题上也有明确指示“要成千上万的派，不是十个、八个”。

于是就在1978年，我国赴美留学人数为52人，他们一共带去50美元。这52人学成归国之后，有的成为中科院院士，有的成为各个行业的领军人物。但到2018年，我国赴美留学总人数已达60多万人，其发展的势头之猛，可以想见。另有很多留学生去欧洲、日本等地就不多说了。

2015年3月16日，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哈佛大学的校长福斯特时说：“中国一直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中方重视同美方开展教育、科技合作。” 习主席还谈到哈佛大学作为一所世界名校，与中国有长期合作的关系，希望中美两国增进高校之间的交流合作。习主席还在一次会上说：“使留学人员回国有用武之地，留在国外有报国之门”。2019年6月29日，美国的特朗普总统在日本大阪与习主席会晤时说：“中国有很多优秀的学生，我一直欢迎中国留学生来美国留学”。

 

限于时间，关于中国留学生赴欧洲、日本以及前苏联等国的留学情况，我就不谈了。

 

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美教育的一点比较研究

1. 略谈中国当下的应试教育问题

对中国当下的“应试教育”问题，社会各界人士，怀着对教育的极大热诚，和对下一代，乃至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畅所欲言，提出了很多值得人们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教育部门也不断提出了许多改革举措。虽然目前还不可能根本改变全国统一高考，各地统一中考以便择优录取的基本国策，但是，这方面的进步还是很明显的。对应试教育的批评和建议，除了像顾明远等老一辈知名教育家以外，很多留学归来，或在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的青年才俊，也颇多言论。

我觉得对中国当下应试教育（当然，当下的“素质教育”也是一个热门词汇）的探讨，可能至少要注意到两个现象：最主要就是在文革结束以后，中国作为一个泱泱大国，因为十多年的教育断层，对于人才的饥渴，已经到了非常迫切的程度；另一个情况就是，中国因为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几十年（现在已经放开二胎），就使得每一个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这个情况，在世界各国都不多见，而所有关于教育的理论，都未曾专门考虑到这一特殊情况。所以，关于“教育公平”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而“教育公平”又与社会的诚信体系密切相关，所以，这就使得教育改革愈为艰难。

应当说，恢复高考四十年，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由于中国各方面人才的极度匮乏，因此这四十年非常需要“复制”大量人才，这种人才复制的教育培养机制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功不可没。

 

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当下极需的人才则是创新的人才，过去的那种“复制”的人才已经不能适应这种新形势。总体而言，应试教育还是封闭的教育，而封闭的教育则难以产生开放环境所急需的大量拔尖的创新人才。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则是对这种社会急需的强烈表达。这也说明，中国教育的大变革已经时不我待。

 

人们已经发现（尤其有出国留学经历的人们更加明显地看到）：很多发达国家在基础教育阶段孩子学的课本比我们容易，课后玩的时间也比我们多（一个小学三年级孩子的入学考试数学题仅仅是数到100），许多国家还没有统一的类似我国的高考选拔机制，但是并没有耽误其高端人才的选拔和创新人才的培养，获得世界级科技奖的人数也远比我们多（好像从2000年以来，日本每年都有获得诺奖的科学家），这正是我们要认真研究国外一些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培养模式的原因。

 

由于我们的应试教育过于看重分数，对于孩子的全面健全的人格培养有所疏漏，所以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才提到了连国内顶级学校都存在的一些问题。他说：

 

“在中国的大学，包括最好的北大、清华，有一群二十几岁就已经’老奸巨猾’的学生，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目的。”（《大学里绝对的精致利己主义者》 ）

 

前几年，另一位毕业于北大、后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的领导在对北大中文系毕业典礼上的演讲，更有如下一段非常引人深思的话语：

 

“我唯一的害怕，是你们已经不相信了——不相信规则能战胜潜规则，不相信学场有别于官场，不相信学术不等于权术，不相信风骨远胜于媚骨。你们或许不相信了，因为追求级别的越来越多，追求真理的越来越少；讲待遇的越来越多，讲理想的越来越少；大官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因此，在你们走向社会之际，我想说的只是看护好你曾经的激情和理想。在这个怀疑的时代，我们依然需要信仰。”

 

2. 从美国教育的角度，略窥西方教育的某些可供借鉴之处

 

(一) 对出国留学的一般看法。

 

无论从美国大学教育的数量排名，获大奖的人数，以及这些大学的创新发明等方面来看，都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从已有300多年历史的哈佛大学“青出于蓝”来看（原是一位剑桥学子举办的最初名叫“剑桥学院”，到今天的屡屡成为“世界第一”）就可以看出美国教育的改革、创新的特色。

 

应该指出：教育不是人生的一场通关游戏，教育的功利性也不能显示教育的真正目的。现在人们愈来愈能接受的一些观点如下：

 

1．有效教育，强调对人本身的完善。

2．如果说人生只有一件事，就是来到世间的使命，那么，教育的价值似乎就在于唤醒孩子的潜能，帮助他们找到隐藏在体内的特殊使命和注定要做的那件事！

3．使人们懂得：人生与学习并存。也就是我国古人早已说过的“活到老，学到老，一天不学不得了”。在今天的科技如此飞速发展的情况下，任何人都必须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

 

我先举三个数字（教育部统计），说明留学热升温的情况：

 

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已达519.49万人；

②目前正在国外学习的有145.41万人；

③2017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首破60万大关，达到60.84万人。

 

至于为何出国留学，似乎已经有不少人研究，归纳起来，似乎有以下几方面的总结，我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①国外的书好读。

除了不少学科的专业度跟教育理念都远领先于国内之外，其入学门槛往往也比国内低 （当然这不是指像美国的藤校之类 ）。

②特独的文化，不同的教育价值观。

国外文化氛围有很大的容纳度，在跨文化交流中，保持批判精神，求同存异，化解冲突，是出国留学的必须面对和主要收获。留学生的一个共同点，即有开阔的视野与长远的见识，最关键是创业、创新精神。

国外教育方面的价值观认为：比成绩更重要的是态度，对人生的态度，对社会和国家的态度。

③国外的授课方式也是自由解放的。

传统的课堂，是由老师主导，学生跟随，但国外的课堂，学生成了课堂的主导，老师倒成了跟随者（这样的授课，当然谈不上什么“标准答案”）。

④培养学生兴趣的根本方法，真正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爱，因爱而产生对学习的兴趣。

⑤开阔的视野，感受多元文化。

也就是出国让你成为一个拥有国际化视野的世界公民。  

⑥对那些“独生子女”，特别重要的是培养自己的独立生活能力。

 

（二） 美国大学教育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两个问题

 

①关于通识教育的问题

 

通识教育在国内外都有悠久的传统，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和国外的古希腊、文艺复兴时代都有其雏形。

 

它的大概意思就是：不止讲授单一的、比较狭窄的谋生技能，而是给学生融汇贯通的全景知识体系。即以人为核心，而不是以技能岗位为核心。为什么古代就有雏形呢？因为古典贵族子弟并无一事一役的生存压力，所以教育的目的更多是智慧的提升和人权的培养。接受通识教育的学生一般出自贵族精英家庭，这一点，东西方是一样的。（当年孔子的学生问他农业知识，他就说我不如老农，老圃。）

 

随着时代的进步，工业化的时代开始了。工业流水型成为社会的主要工作方式。所以生产的标准化也要求教育的标准化，以此取代贵族教育和通识教育。

 

但到20世纪下半叶，强调文化陶冶和心灵关注再次成为人们的视点，从而让通识教育重归教育系统。它期望以人的心灵成长和全面发展为目标，所以世界多所大学都关注到通识教育的问题。这里的要害是教育要以人为本，早期的教育特别不可忽视，通识教育可以看成是未来时代的刚需，如果学生过早地选择专业（带有盲目性），则会造成人生的很大被动。

 

应当说美国大学关于通识教育虽有共同点，但其具体的做法并不一致，像哈佛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圣约翰学院、伯克利大学、布朗大学的核心课程与通识教育改革并不一致。这也是美国教育的特点。

 

我在这里只简单说一下哈佛大学通识教育的简况，看看对我国的高校教改有无参考意义（其实我国的清华、北大与复旦，也在尝试改革，即希望大学从某种意义上回归古典理想）。

 

1943年，哈佛校长科南特任命十二位专家组成专门委员会，历经三年的研究，于1945年出版《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即后来人们所称的《哈佛红皮书》），此文在北大出版社《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一书中有介绍）。   

 

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距今已探索了五十年，目前已经形成比较稳定的和完善的课程体系。它的主要做法就是要求学生广博学习，建构立体知识体系（对整个世界的深刻认知）。为此它竟开设87门课程，可谓包罗万象。例如：美国诗歌，中国故事，《神曲》中的宇宙，古希腊神话英雄，什么是革命，能源与环境、全球化与经济发展、世界战争与全球变革等等。它的具体措施是在哈佛大学内从每个学院寻找合适的教授，重新研发设计课程，并建立一套完整的通识教育学分体系。

 

②从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等研究院看美国大学如何对待“无用知识的用处”。

 

过去，中国的庄子好像说过：无用之用，实为大用。最讲究实用主义的美国，其著名大学却带头引进不少“无用”的研究，的确引人深思。不知道能否对中国的高教改革有所触动？

 

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等研究院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案例。事件发生在上世纪的上半叶。美国一位名医，叫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1866-1959），他创办了一间研究院，因为在普林斯顿大学内，称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这所研究院的最大成就，就是它是一所跨学科的研究典范。

 

这所研究院做的两件事比较引人注意：先说第一件事。1933年，正在普林斯顿大学避难的犹太人爱因斯坦遇到了弗莱克斯纳，弗氏就提出聘请爱因斯坦为研究人员。爱因斯坦提出两点要求：

 

1. 我要带助手去；

2. 年薪3000美元。

 

弗氏不但答应了爱因斯坦的第一点要求，而且把他的年薪升为1.6万美元，并且并未交待任何爱因斯坦需作的具体研究任务。

 

再说第二件事。为了让一位哈佛大学教授来研究院工作，弗氏先给他发了津贴。对方写信询问：“我来普林斯顿的任务是什么？”弗氏回答：“普林斯顿没有任务，只有机会。”

 

后来，弗氏专门写文章解释这种“无用之用”。他说：“一首诗，一幅画，一部交响乐，一条数学公理，一个崭新的科学发现，这些成就本身就是大学、学院、研究机构存在的意义。”所以他认为“不要过于关注实用性的概念”。

 

三. 在中国本土举办国际学校的几点体会（如何从应试教育脱胎为素质教育和精英教育的一点尝试）

 

我本人从大学毕业到现在一直在学校教书（或办学），对公办教育，有几十年的熏陶，当略有所知；对国际学校因为办了十五年，也略有所闻，故简单写三点如下：

 

1.  我院的校训是“融汇中西，坐言起行”。这个校训，关键字是“行”。（现在一些国际学校理念很好，但却缺个“行”字）。当然这个“行”，并非“盲目之行”，而是要“融汇中西”，就是要学习国外的优秀的东西，也别忘了“中国文化”的根。但是，目标明确以后，一定要“行”。关于国外的东西，上面讲的比较多，就不重复了，可以学习的，我们尽量学。关键是：教育学生再多的基础知识（在我们这里主要是英语和国际课程），都不可压抑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

 

另外，则是“中国文化”不能丢。

 

我们要让学生懂得：没有中国文化的底气，中国留学生的留学就会大受影响。为此，我院编写了一套七册《中华国学精粹》供本院各年级的中文教学之用。所以我们2013年毕业出国的首届美国高中毕业生，因为既学了必须的英语和一些国际课程，又注意学习中国文化课。在完成了美国大学的本科学习阶段以后，已有人入读哈佛、斯坦福、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研究生。

 

2.  我院的教育理念，最主要的就是“唤醒”

 

办学十五年来，我们已经送走了十几届毕业生，一千多人奔赴欧洲、美国等地，都是世界名校，也都是学生心仪的海外大学。他们出国以后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就在于我们的教育理念的完全国际化。我院的每位同学的成长，都是一个生动的案例。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如2019届的张轩溢同学（被芝加哥大学录取），前几届的杨逸、蔡美淳、郭颖达同学等都入读美国一流大学。

 

3.  对未来的学子，也需要进行通识教育、也要学一些“无用之学”，但是对他们更重要的，是要关注学生的品行，关注学生的领导力的培养等等。因为我院的学生属于高中生，都比较年轻，正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所以这个方面的教育特别重要。要避免像北大钱理群教授所说的那样，就必须从小抓起，培养他们良好的道德风貌和他们与社会、与人打交道的本领。我想起了一篇“西洋弟子规”（又译成“人生小规箴”），非常好，它很像中国的《弟子规》《菜根谭》之类。但是其格言警句比比皆是，而且朴实易行，实践性更强。选用这些参考资料，可以与中国的文化对比，读懂了这个更易于理解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简朴的世界观。

我很赞赏顾明远先生有关教育的几句话（大意）：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对学生的教育要关注每个细节，学生成长在活动中。

胡适先生曾经说过：

“教育是给人戴一副有光的眼镜，能明白观察；不是给人穿一件锦绣的衣服，在人前夸奖”。

谢谢大家！

 

 

 

 

在互动嘉宾和现场观众提问环节，来自深圳大学在读研究生、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交换生范芳，以及深圳广电集团记者、英国伯明翰大学留学生朱灿，分别针对以下话题与傅院长进行了交流。

 

1.    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教育方面也一直在迎头赶上，如何看待中美之间教育的差距？

2.    在当前国际大环境下，美国和英国留学的利弊？

3.   现在有些留学生毕业后在国外无法从业，也有回国之后沦落成海带的，父母到底有没有必要把子女送出国？追赶这股留学潮？

4.  目前在国外的留学生有145万，人数确实越来越庞大，以前我们留学的时候，不少本土留学生抱团取暖，打成一片，造成的局面就是出国对于语言和体验人文文化的锻炼被弱化，面对现在国外越来越多的国人，在外的留学生如何更好地适应和融入当地生活，感受多元文化？

 

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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